这段时间每隔两天的半夜我都要去一个理发店洗头,之前我决定洗遍附近每一家店,两个多月后我发现给我洗头的小姐都非常小心翼翼安于本分,后来终于知道原来因为我每次换一家洗头店,所以圈内盛传我是市公安局派来监督的。于是我改变战略,专门到一家店里洗头,而且专门只找同一个小姐,终于消除了影响。 内地的汽车杂志没有办法看,因为实在是太超前了,试车报告都是从国外的杂志上面抄的,而且摘录人员有超跑情结和概念车情结,动辄都是些国内二十年见不到身影的车,新浪的BBS上曾经热烈讨论捷达富康和桑塔纳到底哪个好讨论了三年,讨论的结果是各有各的特点。车厂也不重视中国人的性命,连后座安全带和后座头枕的成本都要省下来,而国人又在下面瞎搞,普遍有真皮座椅情结,夏利也要四个座椅包上夏暖冬凉的真皮以凸现豪华气息,而车一到六十码除了空调出风口不出风以外全车到处漏风。今天在朋友店里还看见一个奥拓,居然开了两个天窗,还不如敞篷算了,几天前在报纸上还看见夸奖这车的,说四万买的车花了八万块钱改装,结果车轮子还没有我一个刹车卡钳大。一辆车花两倍于车价的钱去改装应该是属于可以下场比赛级别了,但这样的车给我转几个弯我都担心车架会散了。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字吧。 然后我终于从一个圈里的人那儿打听到一凡换了个电话,马上照人说的打过去,果然是一凡接的,他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 在野山最后两天的时候我买好到北京的火车票,晚上去超市买东西,回学院的时候发现一个穿黑衣服的长头发女孩子,长得非常之漂亮,然而我对此却没有任何行动,因为即使我今天将她弄到手,等我离开以后她还是会惨遭别人的毒手——也不能说是惨遭,因为可能此人还乐于此道。我觉得我可能在这里的接近一年时间里一直在等她的出现,她是个隐藏人物,需要经历一定的波折以后才会出现。 当天阿超给了老夏一千块钱的见面礼,并且在晚上八点的时候,老夏准时到了阿超约的地方,那时候那里已经停了十来部跑车,老夏开车过去的时候,一帮人忙围住了老夏的车,仔细端详以后骂道:屁,什么都没改就想赢钱。